《資治通鑒》的真諦何在？換句話說，司馬光通過《資治通鑒》最想傳達給后世為政者的思想究竟是什么？
《資治通鑒》關(guān)于治國理政思想的精髓
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禮治文化”為中心，以“名份論”和“才德論”為基本點。
《資治通鑒》的第一篇“臣光曰”就奠定了全書的理論基調(diào)。司馬光在第一篇“臣光曰”中指出，作天子的*的職責就是維護禮的神圣性。而恪守禮的關(guān)鍵在于維護名分的合法性。“禮”就是傳統(tǒng)社會的綱常。“分”維護的就是統(tǒng)治的合法性。“名”則是安定政治秩序的關(guān)鍵。什么是“名分”？“名”是身份的表稱，“分”是欲望的限度。它的意思就是有什么樣的身份，就只應享有什么樣的待遇。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如果是在上位的人給予在下位的，就是泛濫用禮；如果是在下位的享受了不該享受的，就是譖越用禮。“名分”就是一道無形的藩籬，它告誡社會各階層：千萬不可超越！否則“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圣賢之后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概而言之，中國傳統(tǒng)社會維護的是一種等差秩序，司馬光認為“禮”是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法寶，禮樂教化、綱常名分是國家興衰成敗的關(guān)鍵所在。
司馬光的禮治觀
中華民族從周公制禮作樂以來被稱為禮義之邦，我們的文明被稱為禮樂文明。但自從漢高祖劉邦任用叔孫通制禮作樂，叔孫通一味迎合劉邦，“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叔孫通這樣做的后果就是直接導致上古以來傳承不絕的禮越來越沉淪，再也沒有振興起來。一直到了司馬光生活的時代都是如此。司馬光認為：禮的作用太大了！用在一個人的身上，它能讓人干什么事都有法度，從而事事能成；用在一個家庭上面，那么這家人就能夠按照親疏遠近的不同而用相應的禮法相處，從而九族和睦；用在鄉(xiāng)村治理方面，它能夠使長幼都按照倫理法度以禮相待，從而風俗敦厚；用在一個諸侯國上面，那么這個諸侯國就會恪守君臣名分，從而形成祥和的政治局面；用在普天之下，那么就會使諸侯們都能夠安心順服皇帝，從而使君臣之間的綱紀得以確立。禮絕不僅僅是為了滿足人們在廳堂之上守秩序有規(guī)矩的??！這就是司馬光的禮治觀。
禮治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進行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最主要的方式，事實上也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三千年來最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禮治的踐行有賴于為政者才能和德行的相匹配。為此司馬光提出了自己的才德論。司馬光認為“才”與“德”是不同的兩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論之曰賢明，于是就看錯了人。由此司馬光指出了一個讓人沉重的歷史現(xiàn)象：“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遺于德。”亂世用人唯才是舉，那是知其不可為而不得不為，而長治久安的用人策略還是要以德為先。所以治國治家者一定要仔細審察才與德兩種不同的標準，權(quán)衡才與德之輕重，以防失去真正的人才。司馬光指出：“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資治通鑒》一開篇所記載的三家分晉的歷史背后，恰恰就存在著一個才大于德的典型人物智伯。所以司馬光在其第二篇“臣光曰”中就提出了一個貌似很極端的用人觀：“凡取人之術(shù)，茍不得圣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禮治安天下
禮治思想和德治理論是貫穿《資治通鑒》中的重要思想。在《資治通鑒》中，禮治思想是意識形態(tài)的最高準則，德治理論是社會治理的執(zhí)政綱領(lǐng)。禮治不僅是意識形態(tài)范疇，而且是倫理道德修養(yǎng)的規(guī)范準則、風俗美化的源泉。“立政以禮”是傳統(tǒng)社會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為政以德”則是貫徹基本原則的思想路線，而教化是禮治和德治的具體實踐。司馬光認為，“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jié)，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這可以說是司馬光理想的治國藍圖，在《資治通鑒》的不同卷冊中有多處大體相似的表述。歷史證明，禮治思想和德治理論是有生命力的?！顿Y治通鑒》所倡導的“立政以禮”與“為政以德”的治國模式與為人為官之道至今仍然有其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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